精美,但脆弱——伊麗莎白二世之后的君主制會走向何方

                              陳季冰2022-06-13 17:18

                              陳季冰/文

                              最近,很多生活在英國的朋友在朋友圈和微信群發了許多倫敦慶祝伊麗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白金禧年”(PlatinumJubilee)的圖片和視頻。

                              身在倫敦的朋友們告訴我,這個夏天,不管你關心還是不關心,關于“白金禧年”鋪天蓋地的新聞報道和活動預告每時每刻都會涌入你的視線和耳際。除了政府主辦的宴會、演出、游行、展覽等活動,民間也有許多自發的慶祝活動,甚至英國各地的華人圈子都是喜氣洋洋的……可以說是一次舉國參與的狂歡節。

                              實際上,伊麗莎白二世登上英國王位的法定日子是1952年2月6日,也就是她的父親喬治六世逝世當天,后于1953年6月2日加冕。英國政府在6月2日至5日安排了4天公共假日,并舉行各種活動正式慶祝女王登基70周年。而在今年2月5日那天,伊麗莎白二世只是簡單發表了一份書面聲明,感謝70年來各界對她的忠誠與支持,也再次向英國社會重申了自己將要終身奉獻于王室和國家的誓言。

                              一方面,很多英國民眾的確是在向這位96歲高齡的女王表達他們真摯的感情;另一方面,他們也把這次“白金禧年”慶賀當作英國徹底解除新冠肺炎疫情限制、回歸正常生活的一個開張儀式。

                              今年2月,女王本人也曾被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令大家提心吊膽了好一陣。所幸她吉人自有天相,近百歲高齡之軀,只是有一些感冒癥狀,一周就痊愈了。這件事情本身也極大地緩解了英國對奧密克戎病毒的緊張情緒,加速了英國的全面開放。

                              不過,當下全世界畢竟還在疫情大流行期間,所以今次的慶典還是縮水了不少。回想10年前女王登基60周年的慶祝活動,那可真是一場名副其實的盛宴。其中,2012年5月18日在倫敦城西面的溫莎城堡舉行的午宴,云集了當今世界一大半的君主或他們的代表,幾乎就是一次“全球王室大派對”。

                              2011年5月初,我一位常年生活在英國的大學同學回上海度假。那時的英國剛剛經歷了威廉王子與凱特王妃的舉世矚目的“世紀婚禮”,正為選舉制度改革的全民公投而陷入激烈辯論。

                              聊起政治,我問了老同學一個長久以來一直困擾自己的問題:“既然議員主要是世襲和任命的英國國會上院幾乎沒有什么實質性權力,為什么還要讓它繼續存在下去?”同學不假思索但卻非常堅定地回答:“因為上院是大不列顛悠久傳統的象征。”的確,從某種意義是說,一部英國千年歷史,就是一本講述“對傳統的尊重如何促進了現代化”的教科書。

                              當然,與上院相比,更能象征大英帝國令人驕傲的偉大往昔的是王室。就像伊麗莎白二世在議會發表登基60周年演說時曾說的:“歷史長河猶如一條紐帶,連通王室和議會。”

                              1952年2月6日清晨,25歲的伊麗莎白公主與高大英俊的丈夫菲利普在肯尼亞度假時接到一個來自倫敦的電話:她的父親喬治六世已經去世,她現在是這個龐大帝國的女王了。

                              以后70年的歷程證明,雖然她的這份工作是世襲的,但這位當時的“世界甜心”似乎生來就是成為統治者的料。

                              伊麗莎白即位的時候,正是邱吉爾、戴高樂、斯大林、杜魯門和毛澤東……這些曠世巨人們主導的時代。當時的世界,還在從二戰的硝煙和廢墟中艱難地復蘇。而她父親所統治的帝國版圖正在四分五裂、急速縮小——前殖民地國家紛紛脫離英國的統治。作為一個明智的現實主義者,女王欣然接受了這一不可阻擋的轉變。

                              表面上看,女王的一生平淡無奇,似乎沒有什么為人記憶深刻的建樹。然而,正如許多觀察者注意到的,她在位時間之長,本身就是一項難以置信的成就。早在10多年前,她的在位時間已經超過了亨利三世(1216年至1272年在位)和愛德華三世(1327年至1377年在位);而到2015年,她已經超越維多利亞女王(1837年至1901年在位),成為英國在位時間最長的國王而載入史冊。

                              自從1953年6月2日正式加冕以來,伊麗莎白二世女王已經與14位英國首相和14位美國總統共事過。從溫斯頓·丘吉爾開始,她近乎每周接受一次首相的拜見。女王和首相們都沒有透露過具體的談話內容,但許多首相——如毀譽參半的前工黨首相托尼·布萊爾——都談到了她的智慧:她時而直言不諱,時而幽默俏皮,有時甚至有些惡作劇……

                              對于已經擁有幾千年歷史的人類君主制度而言,剛剛過去的20世紀可謂流年不利,世界上那些古老而偉大帝國以及它們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們——從奧匈帝國到沙皇俄國,從滿清皇帝到奧斯曼蘇丹——一個接一個被革命的炮火掃入斑駁史書中。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已經從容走過了將近300年的英國溫莎王朝 (HouseofWindsor)在伊麗莎白女王的帶領下,不僅安然度過了席卷全球的君主制危機與一系列社會動蕩,前幾年,反而還頗有綻放出“第二春”的味道。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今天,當支持君主制的英國人唱到《天佑女王》(GodSavetheQueen,英國國歌)中“治國家,王運長”(Longtoreignoverus)這句歌詞時,很可能比以往更發自內心。

                              這一切,在君權神授的政治合法性已經被社會契約取代的現代社會,幾乎全部系于女王一身的人格魅力。她憑借與生俱來的沉著、冷靜、優雅和高貴,經受了一次次的考驗,贏得了人民的愛戴。

                              當然,女王和王室也曾經遭遇過重大危機。在少數情況下,女王會嚴重誤判公眾的情緒。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出現在1997年,備受民眾喜愛的戴安娜王妃因車禍去世后的最初一周,女王過于理性謹慎的處事方式被視作冷酷無情。當時,她留在蘇格蘭高地度假,只簽發了一項簡短聲明而沒有立刻返回倫敦去安慰數以百萬計的哀悼者,因而遭到嚴厲批評。不過,后來她發表了充滿同情心的電視講話,同白金漢宮外面悲痛的婦女對話,并向葬禮隊列中的戴安娜靈柩鞠躬……這一切又為她重新贏回了人心。

                              與半個多世紀前相比,今天的英國王室正在朝著更富時代感、現代化的方向蛻變,這可以從它本身近年來的一系列具有革命性意義的變革中窺見一斑。

                              2011年5月17日,伊麗莎白二世女王歷史性地訪問愛爾蘭——那片被英國人稱為“最遙遠的鄰居”的土地,成為自該國獨立后第一位來訪的英國元首。上一次是在整整100年前——1911年,當時的英國國王喬治五世——也就是女王的祖父——最后一次以愛爾蘭國王身份訪問該國。此后,再也沒有英國國王踏足過這個歷史上與英國糾纏難解并充滿愛恨情仇的國家。

                              2011年10月底,于澳大利亞珀斯召開的英聯邦政府首腦會議同意,廢除英國王位繼承男性優先及與羅馬天主教徒通婚者不得繼承王位的禁令。這些王室繼承傳統要追溯16世紀的另一位伊麗莎白女王時代,并被1668年和1700年的繼承法確認。

                              維多利亞時代的經濟學家兼作家沃爾特·白芝浩 (WalterBagehot)曾寫道:“王室會適時地用一些美妙愉悅的事件為政治增添一些甜蜜感。”

                              許多人至今還對2011年4月29日威廉王子那場盛大的婚禮津津樂道。與后來哈里王子與美國女星梅根·馬克爾那令人議論紛紛的婚姻不同之處在于,威廉將在未來某一天繼承英國王位。這場婚禮除了在英國和全球時尚界掀起了一陣“凱特效應”外,還被另一些人寄予了政治經濟上的厚望。

                              不知道是巧合還是宿命,威廉王子的婚禮也同他的祖母伊麗莎白二世與父親查爾斯王子的婚禮一樣,都發生在歷史性的經濟衰退和財政緊縮年份。這使得勒緊褲腰帶的國民們,對舉行鋪張的婚禮以及慶典所耗費用是否恰當提出了許多尖銳的疑問和批評。政府希望借王室大婚的盛事提振內外需并鼓舞民心,給低迷的經濟注入活力;而普通的民眾更希望借婚事來對金融危機陰影下黯淡悲慘的世界“沖喜”,這種情緒甚至擴散到了英國以外的世界各地。

                              對“保皇主義者”來說,威廉王子與凱特·米德爾頓是夢寐以求的一對——他們富有魅力、討人喜歡,舉止在國民眼里中規中矩。查爾斯和黛安娜婚姻的失敗以及一部分王室成員飛揚跋扈的做派及重重丑聞打擊了王室作為家庭典范的地位,許多英國人認為威廉與凱特必須恢復20年來王室喪失的某些尊嚴。因此,他們的婚姻——無論成功或失敗——恐怕都將對君主制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但讓一對年輕夫婦來擔負起這一命運,這頂王冠似乎實在太沉重了。

                              好在年輕的劍橋公爵和劍橋公爵夫人(這是威廉王子和凱特·米德爾頓婚后得到的封號)迄今為止做得不錯。OpiniumResearch網站在他們結婚一周年之際所作的一項調查顯示,一半的英國人認為,這場婚禮讓王室變得更討人喜歡。

                              在啟蒙以后的現代世界,要說反對君主制,顯然有數不清的理由——通常都比支持君主制的理由要有力得多。

                              2011年早些時候,瑞典王儲維多利亞公主嫁給她的私人健身教練丹尼爾,婚禮花費了瑞典納稅人1140萬美元,在瑞典國內引發爭議以及對君主制前途的辯論。說老實話,維多利亞能否從其父──現年74歲的瑞典國王卡爾十六世那里順利繼承王位,實在是個未知數,因為瑞典公眾對王室的支持率正緩慢但持續的下降。

                              1999年,澳大利亞也曾就該國“是否脫離英國、改制為獨立的共和國”舉行過全國公投,結果很勉強地遭到否決。

                              由于國王已經不再掌握任何實際權力,共和派借以攻擊君主制的最有力的理由就在于王室享有的特權,尤其是:它有什么理由得到納稅人的供養?然而,“保皇主義者”卻說,女王和王室就像是英國的一個全球知名商標(事實上這可能是英國最知名的商標了),對外國游客極具吸引力。因此,納稅人的這點錢花得很值得。

                              與經濟賬相比更重要的,正如本文開頭時我的那位同學所說的:國王和王室代表了一種值得榮耀的英國傳統。英國《經濟學人》前任主編Emmott曾經寫道:人們對王室的感情就像對待一座他們崇敬的歷史建筑,一旦坍塌必然感到無比惋惜。因此,君主制是英國人借以進行身份認同和維系愛國主義情感的紐帶。我們幾乎可以斷言,如果英國廢黜了國王,那么隨之而來的第一個反應便是英聯邦的解體。對許多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民眾來說,約翰遜首相不過是同拜登總統一樣的普通外國領導人,但伊麗莎白女王和威廉王子卻是屬于他們自己的“陛下”和“殿下”。因此,如果國王和王室都不復存在了,這些遠在萬里之遙的國家不會覺得再有任何理由承認與英國的特殊關系。

                              在當今世界,國王(女王)、王子(公主),乃至總督們經常出現在電視新聞里。不過我們很少在真正討論國家大事的嚴肅場合看到他們,他們的身影頻繁出現在諸如奧運會、世界杯、世博會……這樣輕松而熱鬧的聚會上。當然,他們日常最平凡的工作也是慈善、環保、婦女兒童權益等社會公益事業。

                              說起來其實也很好解釋,一方面,在現代君主立憲制國家,國王(女王)雖然是憲法規定的國家元首,但實際上只是一個象征或傀儡,毫無實際權力。而在另一方面,世博會也好,世界杯也好,雖然規模盛大,甚至舉世矚目,但說到底都不是什么有太大嚴肅意義的政經大事。這種時候,出于對世博會主辦國的尊重和禮貌,出于對在賽場上為國拼搏的球員的激勵,作為禮儀上規格崇高但又不實際參與行政的國家元首,平日里清閑低調的王室成員代表國家出一下場,就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君主制,是古代政治留給現代世界的一條最顯眼的尾巴。按照古代政治理念,君權是神授的(在中國則是“上天”授予的),所以莊嚴的英國國歌是這么唱的:上帝保佑女王……而根據啟蒙以后的現代政治哲學,國家是人民訂立的一份契約,因此不管是總統、主席還是總理,他們的權力都是人民賦予的。

                              然而,有一個事實令人費解:經過數百年來的社會進步,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君主立憲國家早已是名副其實的民主國家,可為什么它們的君主制總體看來依然穩固?雖然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一直有一些人主張廢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國,但似乎大多數人對這項“進步事業”并無太高熱情。

                              將近20年前,我在瑞典學習生活過兩個月。我也曾拿這個問題詢問過同為君主制的瑞典的朋友們,得到的回答不外乎以下幾條:第一,一般老百姓不想折騰,他們覺得維持現狀沒什么不好;第二,超越了黨派利益的王室的人格力量在某些關鍵時刻能夠發揮重大作用。這點在比利時表現得尤為明顯,要不是比利時有一位深得民眾愛戴的國王,這個西歐的富裕小國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分裂為說荷蘭語的佛萊芒和說法語區的瓦龍兩個國家。而在亞洲,泰國前國王普密蓬在歷史上曾經憑借個人影響力化解過多次軍事政變引發的嚴重政治危機。

                              說實話,在我看來,這些解釋都沒有足夠的說服力。而且,事實上,一個人的人格力量必須一分為二地看,它也許能夠十分幸運地造福國家,但歷史書里更多的卻是人治留下的教訓。人生而為圣賢還是魔鬼,是十分難料的。西方國家過去幾百年來通過不斷的改良和革命發展出來的今天這樣一套復雜的政治制衡機制,不正是為了防止不受限制的個人權力為禍人間嗎?

                              我相信,在現代民主憲政制度之下,人民需要一位高高在上的“陛下”,并不是對他(她)有什么現實的期待,而更多的是一種心理上的寄托:即便是在這個祛魅已久的后啟蒙時代,政治(或者更寬泛地看,其實也就是世俗社會生活)仍然需要保留一份神秘的神圣性。為什么上帝會去保佑一位國王或女王,而不會去關心一位總統或總理?因為國王或女王的身份、地位和權杖都是上帝賜予的,與我們普通民眾毫無關系。而總統或總理,是同我們一樣的人,而且,恰恰是我們讓他們成為他們的。

                              可能正是因為這種曲折隱秘的社會心理,我們經常看到民主國家的媒體肆無忌憚地攻擊漫罵民選的總統、總理和議會,但我們很少看到他們會以侮辱性的粗魯語言加諸王室身上。在這些國家,普通民眾面對總統時僅僅是表示一下必要的尊重和禮貌;但他們面對王室時的態度,除了尊重和禮貌,卻又平添了幾份微妙的虔敬,仿佛他們面對的是耶穌基督親自賜福過的圣物。

                              作為普通民眾,我們與總統、總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我們與國王和王后卻注定是不平等的。吊詭的是,在這個一切追求平等的年代,正是這份不平,維系著我們內心深處強烈渴望著的某種神圣情感。這種情感實際上存在于生活的許多方面,只是我們平時很容易忽略罷了。當我們形容一個人在某個領域內的成就達到了凡人不可企及的卓越地位時,我們會說他(她)是“球王”、“歌后”、“影帝”……我們好像從來沒有打算把他(她)形容為“足球場上的主席”、“歌唱界第一夫人”、“電影總統”……難道主席和總統的權力不比國王和王后大得多嗎?但很遺憾,它們仍然不過是一份職業而已。國王和王后不是培養和訓練(還有競爭)出來的,他們是上天選中的。

                              但是,正如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在現代社會,這種神圣性是極其脆弱的,一旦打破了,就絕沒有可能再加以恢復。那些君主立憲國家的國民們也許永遠都會用一種神圣與神秘夾雜的情感仰視著他們的王室,這只是因為這些國王或女王的血統里流淌著古老而高貴的基因,但他們絕不會接受一個憑借著現實政治權力而自我加冕的冒牌君主——辛亥革命的炮火剝奪的,不僅僅是愛新覺羅氏的“天命”,它已經一勞永逸地勾銷了一切天命。可憐和可悲的袁世凱卻不懂得這個道理。

                              也因為這個緣故,君主制就像一件精美但脆弱的景德鎮瓷器,一旦打碎便永無可能再修補。英國王室傳記作家RobertLacey一針見血地說:與制度永遠高于個人的民主共和制相反,君主制是否為人接受,完全取決于身居王位的人。“英國曾將國王送上斷頭臺,在克倫威爾統治下,英國曾經歷了11年的共和制。我們可以再次這么做。”當然,這顯然不是指把國王再一次送上斷頭臺,而是指用和平的辦法將他(她)趕下王位。

                              因此,英國人心知肚明,伊莉莎白二世女王去世之日,即是共和派卷土重來之時。但眼下,他們最希望的便是看起來身體健康的女王能夠盡早就王位繼承事宜作出決斷。多年來,幾乎所有的民意調查結果均表明,絕大多數英國人認為,與查爾斯王儲——那個棄戴安娜而娶卡米拉的令人討厭的男人——相比,身為王位第二順位繼承人的威廉王子將是一個更好的國王。不過這不僅要得到英國議會專門立法通過,還需要獲得女王本人的批準。

                              整整1/4個世紀前,被譽為“英格蘭玫瑰”的戴安娜突然去世時,女王經過短暫遲疑后曾經迅速作出了順應民心之舉。今天,在她已經度過70周年國王生涯以后,能否再度大膽拋開慣例,開啟一段新的王朝故事?

                              歷史長河不僅是一條紐帶,更是一部推陳出新的永動機。如同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國”終有衰敗的一天一樣,世界上最古老的溫莎王朝也難免有走向墳墓的時刻。但在人類第一個現代共和國(美國)從她的懷抱中掙脫出去已兩個多世紀后的今天,它的幸存本身就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奇跡。

                              2015年3月初,威廉王子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在上海,他到訪了一所中學——上海市南洋中學。這是一所以開展足球運動而聞名的學校,湊巧,它是我的中學母校。

                              說起來,南洋中學在今天上海的教學質量和高考排名榜上只能說勉強躋身中上水平,遠談不上是一所出眾的學校。不過它倒是頗有一些令我自豪的歷史記錄:它成立于1896年,是有正式記載的國人自主創辦的第一所西式現代中學校。在它之前的所有在中國土地上的現代學校都是洋人辦的,它校門上的四個大字是蔡元培先生親筆題寫,蔣介石也曾為它的某一年校慶專門題過詞,這里還曾走出過文壇泰斗巴金和民國著名外交家顧維鈞(正是他把尚未公布的“二十一條”透露給了當時的美國駐華公使,從而令日本帝國主義蠶食中國領土的狼子野心暴露無余)……

                              7年前那個初春的下午,當我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特地早早地守候在威廉王子必經的馬路邊上,目送著王子的車隊浩浩蕩蕩駛過時,我心里想的最多的就是一件事情:再過二三十年,當我自己已是一個垂暮老人時,我可以向很多人吹噓,現在的這位英國國王曾經專門到過我的中學母校!

                              現在離那一時刻還有很長時間,中間也許還會發生很多意想不到的變故。但我誠摯地希望,自己的這個心愿不會落空。

                               

                              經濟觀察報專欄作家
                              老司机视频网